原標題：淡豹：常識來自于城市，來自于生活的延續性

什么是常識？我們如何從新聞報道與日常生活中捕捉常識的變化與沖突？常識又在哪些群體、哪些空間、哪些地點中以什么樣的形式發生變化？淡豹認為，跟家庭相關的傳統常識正在經受考驗、追問和質疑，并引發了醫療風險、社會風險、可支配收入比等一系列實體變化。

撰文丨聶麗平

一則關于2006年兇殺案的報道，能夠給寫作者什么啟迪？從電商平臺的用戶評價中可以捕捉到關于常識的什么沖突？究竟常識是什么？常識在哪些群體、哪些空間、哪些地點中以什么樣的形式發生變化？

2020年1月11日，世紀文景“藝文季”邀請淡豹進行演講，她是《Vista看天下》、Elle Men雜志專欄作家，也是世紀文景2020年的新書作者，正在創作一部短篇小說集。她以人類學和寫作者的視角，從媒體、電商平臺、網絡了解“常識”的變化與關于常識的沖突，而她正在創作的小說，則與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的家庭觀念變遷與沖突有關。她認為，跟家庭相關的傳統常識正在經受考驗、追問和質疑。而這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引發了一些實體的變化。

從網絡和新聞報道中了解常識體系的變遷和內部沖突

淡豹談到，她會通過看媒體報道、淘寶的用戶評價、微博等方式了解常識，了解常識體系的變遷和內部沖突。比如說，2006年《》報道過一起貴州的兇殺案，這起案件發生在一棟單元宿舍樓，記者采訪樓下的鄰居后發現，鄰居當時聽到樓上有小孩的哭聲和“咚咚”跺樓板的聲音，以為這是樓上的人家在打孩子。這個細節給淡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細節說明：當地人非常熟悉打孩子的這種聲音，這種事情經常發生；鄰居覺得不需要干涉，也說明這種事經常發生，而且這是別人家的事，這種沖突、爭斗完全屬于家事。

通過這個細節，淡豹觀察到了兩種常識或者說文化共識。作為寫作者，她通過從別人生活的細節之中想象和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淡豹認為，這樣的細節是不分人口的常識，它對一個地方、一個文化、一類人群是特殊的，但是它能夠展現出整體性——這是對方的一整個生活世界，也是我們理解他人、與他人共情的基礎。

作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35歲女性，按照中國的文化常識，淡豹背負著很多的家庭責任，她需要經常以電話、微信、物質、儀式性的問候等形式來表達對家人的關心，包括負責家人生活用品的采購，這是特定文化的代際性、性別性的家庭勞動分工。

在一次年貨采購中，她發現淘寶用戶對一款德國牛奶的質量有所懷疑，因為這款牛奶的包裝設計特殊，一擰開就自動破了。對于德國的生產方而言，這種包裝設計可能已經是一個常識，但它并非全世界所有人的常識。通過瀏覽用戶的評價，淡豹捕捉到了關于這款牛奶的兩種常識沖突：關于牛奶包裝的常識和關于牛奶生產者、銷售者、運輸方造假以及消費者保護自己權益之間的關系。

從這個細節，淡豹可以想象出很多的人物關系情境，比如說，在1998年，這款牛奶剛剛進入中國時，中國進口商向德國生產商說明這種包裝不一定適合在中國銷售；比如鎮上開超市的趙老板因為這款牛奶和顧客產生了糾紛，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比如一位父親可能認為兒子用已經打開過的舊牛奶糊弄自己，而兒子則想辦法證明自己，由此引發了矛盾和沖突。

淡豹認為，許多的常識、常識體系的變遷和內部沖突，是可以通過網絡、通過閱讀新聞報道了解到的，她希望通過這些方式了解在其他人的生活里，什么是常識，常識是怎樣沖突的。因為常識并非統一的，也不是固化的，我們需要了解常識的沖突、變化以及在哪些群體、哪些空間、哪些地點中以什么樣的形式發生變化，一方面，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也有助于寫小說時塑造沖突，塑造生活場景和群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塑造新場景。

我真正關心的是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的家庭觀念變遷與沖突

而到底什么是常識呢？淡豹引用《作為文化體系的常識》稱，常識是一系列觀念的集合，相互關聯，結構松散，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體。它來自于現實，也能形塑現實；它會隨著時間不斷更新，接受評估；它會不斷由一系列的關系重組，而且它在變遷中能夠反映新的時代價值；常識并不是客觀的，而是歷史形成的，是一整套的標準。它往往很簡單，里面有一系列彼此不一定直接相關的觀點；它是結構松散的，但它被認為是真理；它來自我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傳統，但它被不斷地重塑。

比如，中國人認為人會上火，而很多人的常識就是上火之后應該多喝熱水，或者多喝菊花和蒲公英水。而新的常識是不存在上火，健身有益，所以年輕人可能會對父母說要多吃蛋白質，不要吃太多碳水，老年人要飲食清淡。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中醫，也成為替代療法的一部分，休養生息的觀念可能幫助北美中產階級反思他們的健身文化。

淡豹正在寫的一部小說集主題是家庭、兩性之間的沖突，她感受到，跟家庭相關的傳統常識也在經受考驗、追問和質疑。中國傳統的家庭模式，借用竇唯的一句歌詞就是孩子總是“不愛多說話，也不說有什么想法”，而父母則是“無可奈何的爸爸”和“可愛可憐的媽媽”。但現代的很多女性不愿意再當勞累、辛苦、委屈、奉獻犧牲的母親，她們更希望成為自我的主體，因此不愿意進入傳統的家庭模式。

周迅廣告片《女兒》截圖。

這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引發了一些實體的變化，比如醫療風險的變化，社會風險的變化，可支配收入比例的變化，房產作為財產在中國居民財產總構成中間比例的變化。因此，父母在要求子女結婚時，并不是僅僅在說愛情或婚姻帶來的幸福，而是要避免獨自生活的高昂支出和未來的風險壓力。對于女性而言，她們則想規避另一種風險，比如生育帶來的身體創傷，生孩子帶來的升遷困難，婚姻生活可能帶來的不幸。不同的女性的觀念不同，她們以不同的方式來規避不同的風險，尋找不同的快樂。

淡豹認為，常識會界定什么是問題，什么不是問題，而大家對于什么是問題，什么是快樂，什么是痛苦的界定是不同的。格爾茨說，常識來自于這個城市，也就是說來自于我們生活的延續性本身。對于常識，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視角。因此，她想寫一系列跟家庭有關的小說，比如北京的一個女攝影師為什么跟男朋友分手。這些小說中隱含著一條主線，即不同的代際、不同的人群的家庭觀念的變遷，以及這些變遷帶來的沖突。“這些也許是我真正關心的東西。”

作者丨聶麗平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