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線心理醫生講述封城下的武漢：有10%來訪者是一線醫務工作者
來 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 者丨陳潔
“臘月29（1月23日），我本來要乘飛機去哈爾濱看雪，但當時覺得情況有點不對。”神經科主任醫師、藍天盧林武漢心理工作室技術負責人盧林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那個時候想，真去了哈爾濱，到時候見不見朋友都是兩難，而且也怕飛機上會傳染，所以放棄了出游的計劃。第二天，武漢就封城了。”
作為資深心理專家，她的反應很快——1月25日，正月初一，盧林就組織了各地的一批心理專家，參與到培訓中來；1月26日，藍天聯盟心理咨詢服務熱線正式上線。
至今，熱線已經開通接近兩周。“我計算了一下打熱線的人，60%都是武漢人，40%是武漢外地的。”盧林說，“其中，10%是醫務工作者，他們太忙了，沒太多時間打電話。”
但是，盧林接到的熱線第一位來訪者，就是一位醫務工作者。
圖/新華社撥打熱線10%為醫療一線人員
曾經是兒科副主任醫師的盧林，醫學知識非常豐富，她一開始覺得挺樂觀的：“當時真沒想到疫情會發展到全國，只是覺得武漢犧牲一下，封一周、兩周就好了。”
但是情況急轉直下。
“尤其是封城之后，感覺武漢人可能會驚慌。因此我和同事首先編寫了一本冠狀病毒小藍書，讓大家知道怎么正確的洗手，怎么正確的戴口罩，怎么了解冠狀病毒。這個本來是用武漢話讀的，但是后來很多人都來問，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還需要再講一下，就開始辦熱線了。”
盧林說。
熱線最重要的就是培訓。
“參與熱線的，有600位心理咨詢師，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很多人沒有危機干預的經驗，畢竟，面對疫情下的個體和平時心理咨詢是不同的。”
為此，她將所有人編成了五個組：專家組，用于為參與的志愿者咨詢師講授危機干預的知識；督導組，用于解決熱線中志愿者遇到的問題；熱線組，用于接聽來訪者電話并了解情況；調度組，用于分配志愿者咨詢師資源；咨詢師志愿者組，用于為來訪者解決心理問題。
她告訴記者：
“我們把咨詢師志愿者組分成21個團隊，三班倒，第一班是早上8：00-12：00；第二班是2：00到下午5點，第三班是下午5點到晚上11點。”
“督導組則為咨詢師志愿者解決問題，上午一次，10：00-11：30，下午一次5：00-6：30。”
盧林本身在督導組中，但是也會接待來訪者。
“我們咨詢師們是志愿者，必須保護好他們。因此當他們感覺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就會把來訪者轉回到調度組，調度組會把這個來訪者轉到更為資深的咨詢師那里，實在不行，最難的都會到我和其他督導師這里來。”
據盧林的統計，打熱線的人中，10%為醫療一線人員，20%是自己隔離或者家人被隔離的人，還有一些人則是被恐慌、痛苦情緒所包圍的普通人。
擔心和恐懼都不是羞恥的情緒
盧林的第一個來訪者是一個醫務人員。
據她回憶，這位來訪者是一位護士，在武漢一家醫院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重癥病房工作。
“她長期在重癥病房中，值班的時候面對的都是上著呼吸機、情況很糟糕的病人，傳染性也很強。這位護士穿著防護服，在大量的出汗，工作非常辛苦，平時也沒時間聊天。然而一個夜班倒白班，她感覺被外界遺忘了。”
盧林表示，不上班的時候，這位來訪者住在醫院包下的一個賓館，也基本是隔離狀態，她的恐懼感、隔離感和孤獨感，都要遠遠強于外面在家自我隔離的普通人。
面對這樣的情況，盧林首先做的是正常化對方的恐懼。
“告訴她這種感覺恐懼、隔離感和焦慮都是很正常的。”
第二步，盧林進一步關心這位醫療工作者的現狀：情緒有沒有好一些？團隊的關系怎么樣？然后關心她的飲食，吃得如何，防護服是否足夠等等，逐步讓她和外界好的東西連接。
“她的同事已經有好幾個被感染了，這也讓她很擔心。”盧林說，“對此，我告訴她我知道一些捐助醫療物資的群，我說你們醫院要不要？她說是需要的，我說隨后我就跟你的院長聯系，把他拉到群里去。這時，這位護士就又覺得和外界的資源有一些連接。”
盧林進一步強調：在這樣的一個非正常的事件面前，我們所有的情緒都是正常的。
“她是一個專業的護士，非常優秀，當我告訴她這些，她的自信就一點一點回來了。”
“擔心、恐懼、崩潰，這都不是羞恥的情緒，我們也不是一個人面對這個事件，要做好和自己內在好的資源，以及和外界好的資源的連接。”
圖/圖蟲當普通人被懊惱焦慮擊倒
被這次疫情“擊倒”的，不僅僅有醫務工作者，更多是普通市民。
“還有這么一個案例也讓我印象深刻，這位來訪者已經躺在床上一周無法起身，無法入睡，想放棄治療。”
“這個人在武漢長大，父母都在武漢，但自己在南方的城市工作。這次回武漢是為了探親，帶著女兒先回來，老公隨后才到。沒想到來到武漢第二天，封城了，她一下就被懊惱和焦慮擊倒了，拒絕任何東西。”
“我就先聽，聽她哭。”盧林說，“她很悲觀，什么也不想要。”
盧林感受到她的情緒：首先是憤怒，對自己的憤怒：“我為什么要在封城前一天帶著孩子來武漢？！”
“我和她說，這首先不是你個人的責任。其次，我向她科普，說這次的事件傳染病疫情，類似情況在古今中外也多次發生。第三，我們也經歷過嚴重的非典事件，最后怎么樣？我們都克服了。說到這里，她慢慢的好一些了。”
然后盧林就請她能否把枕頭墊得高一些，她解釋說，因為這位來訪者之前一直是躺在床上，這用心理學來描述就是“退行”， 退行到無法坐起來的嬰兒時期。然后就引導她關心家里現實的事情，包括吃飯怎么辦？孩子怎么辦？父母怎么辦？
“我發現這家人其實沒有人感染，父母的狀態也還好，有兩個狀態比較穩定的人。最后我們聊到現實問題，她最擔心兩點：工作保不住，孩子的學習成績會下降。因為南方城市開學和開工的日期，肯定比武漢早。”
盧林表示。
對此，盧林表示，對方的擔心是對的，但是不是沒有解決辦法：一個是跟上級報告，封城在武漢暫時無法回來；其次和孩子的班主任講清楚情況。“首先要保住對方的工作崗位和孩子的學籍。后來，她的領導挺好的，和她說你放心。”
盧林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普通人面對疫情，并不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當極度的恐慌、懊惱、憤怒等等，這些過度的情緒占據了個人，人很容易和這些東西失去連接。“這時候，可以尋求外界進一步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