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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行動半年記》這篇文章討論了一個很沉重的話題_打拐與尋親。

警察怎么找到這些數十年前被拐的孩子？漫長的團圓背后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悲歡和憂懼呢？

除了刑偵技術進步，大家更關注找回失蹤被拐兒童后的倫理問題_被拐孩子是否愿意采血比對？找到親生父母后是否愿意回家？如何處理親家與養家的關系？

本期最新播報，給你解讀。

（2021年08月26日第19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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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頻完整版文字_

南方周末的讀者朋友們你們好，我是本期封面報道《團圓行動半年記》的作者李玉樓。

這篇文章討論了一個很沉重的話題_打拐與尋親。

今年以來，公安機關啟動“團圓行動”，時常有被拐數十年的孩子與父母團圓的新聞見諸報端，時間跨度最長的達61年。

警察怎么找到這些數十年前被拐的孩子？

漫長的團圓背后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悲歡和憂懼呢？

這要從2009年，公安部門建立起全國聯網的打拐DNA系統說起。

當時，警方主要通過破獲拐賣團伙來營救被拐兒童，但由于部分案件案發時間過早，人販也說不清被多次轉手的孩子從何而來，導致很多被拐兒童難以尋親。

到了今天，打拐DNA庫中的樣本已達近百萬份，從2009年至2021年，打拐DNA系統找回了6100余被拐兒童，而從今年1月到8月，團圓行動又依靠這套系統找回了3402名歷年失蹤兒童_而在7月，這個數字還只有2609個。

飛增的數字源自刑偵比對技術的進步_在公安部今年五到六月舉行的比對會戰期間，會戰專家就介紹了目前跨年齡人像識別系統能夠依據兩三歲的孩子照片，框定出如今二十多年后的被拐兒童。

DNA技術也從最初的九個位點進步到三十多個位點，使得比對更加準確，而且還可以從被拐兒童十幾年前用過的衣物和牙刷里提取到DNA。

除了刑偵技術進步，大家更關注找回失蹤被拐兒童后的倫理問題_被拐孩子是否愿意采血比對？找到親生父母后是否愿意回家？如何處理親家與養家的關系？

福建省三明市的打拐警察告訴我，他工作的一大難點就在于說服被拐兒童配合采血。一些孩子即使感覺到自己來路不明，也仍會對時隔多年后的尋親充滿猶疑_“當年到底是被拐賣還是被遺棄？”“從天而降的親生父母會對自己的生活造成什么改變？”

警察通常向猶豫的孩子講述那些常見的尋子故事，使其與苦苦尋子的親生父母共情，并強調尋親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打擊犯罪，深挖出當年的拐賣團伙。

我在采訪中還遇到了一對猶疑的父母，我從他們2007年的一篇尋親帖子中看到這位父親的電話，打過去他原本不愿多談，卻在問及我的年齡后打開了話匣子_原因是我與他丟失的兒子同歲。

他在孩子丟失十年后放棄了主動尋親，轉而指望那時剛剛建立的打拐DNA庫，如今又過去十年，團圓行動的警察找他再去采血樣，他卻猶豫了，不知道怎么面對一個已然陌生的青年。

2021年，我剛做發文人不久，人販子“梅姨”案就引爆了輿論場，我前往河源市紫金縣尋訪梅姨的蹤跡，那里據稱是梅姨販賣兒童的主場_我至今記得那次困難的差旅，在粵東北的丘陵村鎮間四處打聽采訪，一下子就代入尋親父親的角色。

大概半年后，梅姨案被拐兒童申聰就被找到了，尋子十五年的申軍良得償所愿地將兒子接回了家，抓住了孩子成年前最后的時光。

找到申聰后，廣州警方在接受發文人采訪時表示，智慧新警務只是一個資源和工具，更主要的還是靠人力，十幾年不斷去摸排，去調查走訪知情人，不斷縮小范圍_這體現了過去警方偵破被拐案件的常規路徑_通過一起案件線索，抓獲一個拐賣團伙，順線縷出該團伙拐賣的其他孩子，根據犯罪團伙提供的線索一個個去找會這些孩子

而如今已出現更豐富的路徑_先通過人臉或DNA 比對找到孩子，然后通過當年的收養信息反過來追查拐賣團伙，郭剛堂案就是一個典型。

短短兩年過去，技術有了飛速進展，而這些都讓遲到的團圓來得盡可能更早了一些。

本期報紙還有不少其他文章值得一讀。

經濟版有一篇對音樂版權大戰的分析稿件，回顧了從2010年至今版權生態的變化。

2010年四大唱片公司一年買版權總價不過100萬，而七年后，騰訊音樂為了買下huan球音樂三年的曲庫花費了4.5億美金。

這反映出過去十年音樂版權大戰的激烈程度，而撬動這場大戰的，是一位名叫謝國民的律師_他從2012年簽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獨家音樂版權，并開始起訴盜版平臺。

隨著2015年“最嚴版權令”的出臺，版權戰爭進入巨頭時代，騰訊控股了謝國民的公司，占有80_的獨家曲庫，形成一家獨大的局面。

國家版權局在意識到“壟斷局面”后曾推動巨頭間相互授權獨家版權，但巨頭們仍保留著最具價值的部分。

稿件試圖回答一個問題_高額的版稅為什么沒有讓音樂變得更好。事實上，由于創作者話語權偏低，平臺形成壟斷，詞曲作者的收入非常微薄，在版稅中的占比很低，因而天價版稅并不能反哺創作者。

文化版帶來一篇關于網文亂象的報道_《網文創作歧途彷徨:沒有價值觀的流水線》。

這條流水線上，一些網文作者的創作以另類、隱晦博取眼球，往往都是先虐后愛的故事，其中摻雜暴力、侮辱和色情的橋段。此類“霸道總裁愛上我”的小說，可以說是模糊道德倫理的越界，有的甚至是美化犯罪，內容讓人十分不適。

在分級制度尚未明確的情況下，這些題材利用互聯網等渠道，大量涌向未成年人，長此以往，對他們可能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時刻強調價值觀導向的今天，我們很難想象這些價值觀存疑的網文創作，為何能長盛不衰。發文人也和相關讀者、文藝學博士、從業人員進行深入的探討，試圖從動漫、圈子文化、網文創作過于商業化找尋根源，但我想他們依然無法還原網文行業走偏的全部。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這個行業的興起，走上歧途的網文映射了哪些復雜的社會現實，更多內容敬請閱讀本周電子報。

（2021年08月26日第1957期）

南方周末發文人 李玉樓